長征,是一部艱苦卓絕的苦難史,更是一部破盡萬難的奮斗史。而黨內政治生活,正是一把解讀長征精神、解讀中國共產黨執(zhí)政能力的一把鑰匙。

　　長征勝利有許多重要因素,從總體上說,靠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,靠的是全黨全軍的堅強團結,靠的是紅軍戰(zhàn)士的英雄氣概和革命精神。長征精神中包括堅持獨立自主、實事求是,一切從實際出發(fā)的精神,顧全大局、嚴守紀律、緊密團結的精神。這些因素,皆與黨內政治生活的錘煉密不可分。紅軍長征的一個深遠意義就是,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,形成了中國革命的堅強領導核心。這同樣與黨內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復有很大關系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,長征是一部黨內政治生活從不正常到正常有序、從不規(guī)范到嚴肅認真的生動教材。

　　早在1929年12月,紅軍第四軍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第九次黨代會,毛澤東就提出,“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,科學化”。但瑞金時期,黨內政治生活并未形成科學的制度和規(guī)范,以至于出現(xiàn)過肅反AB團擴大化之類的極端事件。王明在中央大搞“左傾”路線,拒不接受毛澤東的建議,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被廢棄,直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黨和紅軍的慘重損失。

　　1934年底,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相繼召開,黨內同志開始意識到博古、李德的錯誤戰(zhàn)略方針。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,完全打破了由博古、李德等獨斷專行、一手遮天的狀況,恢復了民主集中制原則,形成了集體討論、集體決策的政治生活新局面。遵義會議決議中對李德和王明提出了明確的批評,“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,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”。遵義會議確立實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,從而挽救了黨、挽救了紅軍、挽救了革命。

　　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在懋功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,張國燾陰謀“分裂黨和紅軍”。黨中央和紅軍干部對分裂活動進行堅決斗爭,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提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,號召黨和紅軍同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作堅決的斗爭,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,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,有力遏制了張國燾的分裂企圖。

　　筆者采訪中曾看到一塊“革命者來”的匾額。無論革命年代還是和平時期,加入到黨的隊伍中的人,誰也不能保證就是純粹的共產黨員。合格的黨員是如何產生的?除了個人的覺悟和奮斗,黨組織的教育和管理亦是重要因素。在廣大黨員和紅軍戰(zhàn)士中間,在戰(zhàn)斗間隙進行的黨性教育和革命信念教育,發(fā)揮了重要的穩(wěn)定人心、堅定革命信念的作用。基層政治生活作為一項基礎性工程,保證了長征的最后勝利。

　　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一次承前啟后的戰(zhàn)略轉移之路,也是一次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艱難成長之路。長征中黨和紅軍受到的考驗,不僅來自數(shù)十萬敵人的追擊,還有惡劣的自然環(huán)境,更有教條主義和分裂主義等的黨內斗爭。但黨和紅軍都一一化險為夷。長征之后,經過延安整風,黨內逐步形成了以實事求是、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、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、批評和自我批評、民主集中制、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(guī)范,至今我們依然受益其中。所以說,從嚴治黨,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,黨要管黨,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。

　　孫中山先生曾題寫過一個“推心置腹”匾額,如今它依舊懸掛在南京“總統(tǒng)府”舊址的會議室里,但國民黨卻從未能擺脫派系紛爭的困境,到現(xiàn)在依然是人心分散、力量不齊。為什么蘇聯(lián)共產黨在擁有2000萬黨員時亡黨亡國,為什么國民黨從當初的派系林立、勾心斗角到現(xiàn)在依然軟弱渙散,這都能看出政黨能力建設的重要,也都能發(fā)現(xiàn)黨內政治生活對增強黨的凝聚力和執(zhí)行力的重要。

　　今年10月就要召開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,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討論制定新的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。為什么今天依然要強調黨內政治生活,不僅是因為關系全面從嚴治黨、凈化政治生態(tài),更重要的是,正常有序、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政黨能力的重要源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