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金平將回臺灣，司法“關說案”亦進入升高放大的情勢。臺灣《聯合報》今日發表社論指出，接下來，王金平如何解釋此案，及他之如何自處，將決定此案如何發展下去。

　　社論摘編如下：

　　有兩種可能。一、王金平承認了本案迄今呈現的事實，并對自己的行為表達認錯及歉意；然后，或者自行引咎而有所表示，或者借此營造出一個朝野可能形成的寬容情勢，再與各方在其中尋找轉圜的空間。

　　二、以目前之端倪，王金平卻好像做了第二種選擇；他似想否認此案迄今呈現的事實，辯稱電話中所說“只是安慰柯建銘的話語”。也就是說，王金平似擬就本案情節提出另一版本，并不準備為本案負起任何政治責任。若循此發展下去，一方面可能會減低王金平獲得的社會諒解與同情，另一方面更可能會添增藍綠斗爭的火藥，逼得馬當局與王金平及整個社會皆困入墻角，最后甚至可能落得玉石俱焚。

　　首先要問：本案的事實是什么？僅就公布的對柯建銘的幾通監聽譯文來看，已經呈現“王金平自承為柯案向曾勇夫關說，后來并回報柯建銘謂曾已處理”的始末。現在，王金平未否認這些電話內容，但辯稱“只是安慰柯建銘的話語”，似意謂他并未向曾勇夫等人關說，只是“哄騙安慰”柯建銘而已。然而，曾勇夫及陳守煌皆未否認王金平親自與他們談到柯案，曾勇夫甚至說，王也同時提及“法務部”的預算在“立法院”被凍結事。因此，王金平似乎無法完全否認他為柯案關說的事實；然而，只要有此一事實，就不是辯稱“只是安慰柯建銘的話語”所能推卸。畢竟，“安慰”的說法，不能改變“關說”的事實。

　　所以，在王金平的危機處理而言，如果想要采取“只是安慰柯建銘的話語”之類的烏賊戰術，恐非明智之舉。比如說，特偵組至少已掌握王金平主動與曾勇夫及陳守煌的三次通聯紀錄，未公布譯文不代表不知其詳；如果王金平欲將情勢導向“究竟有無關說”的事實辯論，即可能又引出了那幾通電話譯文，這必使各方的轉圜空間更形緊縮。

　　處此情勢，王金平應當如何自處？“立法院長”為“黨團總召”的刑案直接向“法務部長”及“高檢署檢察長”關說，這是一個“憲法”層次的重大事件。此時，王金平面對四方面的政治責任：一、“立法院長”破壞了“三權分立”的重大“憲政”界際；二、“立法院長”與民進黨“黨團總召”，共同破壞了“立法院”及“立委”的“憲政”倫理與社會榮譽；三、王金平以執政黨不分區“立委”的身份出任“立法院長”，若有重大的違憲過失，他必須對執政黨有所交代；四、“司法獨立”為“憲政”發展的至高目標，亦為民眾的共同期待，王金平對民眾必須有符合情理的回應。面對這樣的情勢，王金平恐怕只能斟酌自己應當如何負起這些政治責任，而絕無可能用“只是安慰柯建銘的話語”一句話，就將此案輕描淡寫地一筆勾銷。也就是說，王金平應當已無不認錯的余地，而且，切勿一錯再錯。

　　已經聽聞王金平應引咎辭職之說；其實，這也應是王金平對臺灣、“憲法”、“立院”尊嚴、“司法獨立”，及民眾期待的合乎比例的回應。然而，這可能是一種奢望。于是，處此情勢，王金平也許有兩種選擇：

　　一、坦蕩面對，就案情提出一個在情理上可以接受的解釋，并表達認錯與道歉之意，使各方不再陷入硬拗強辯的烏賊大戰，以爭取社會的諒解與同情，然后主動以從政黨員的身份向黨中央自請處分。這是將球發到馬英九的場中，馬之如何處理，則可就王的說法是否對民眾有說服力來斟酌。如此，各方或許可以迅速面對善后，避免越陷越深。

　　二、王金平若想避重就輕，從“只是安慰柯建銘的話語”入手，將各方拉入硬拗強辯的漩渦，則王的社會形象可能更形扭曲，各方的轉圜空間也更形局促，甚至王金平若將自己的政治危機轉化成挾持政局、藍綠惡斗的局面，那就可能造成玉石俱焚的苦果。

　　此案對王金平自己及對臺灣“憲政”，皆已造成重大的傷害；希望王金平接下來對此案效應的處理，能夠減少對自己的再傷害，也減少對臺灣的再傷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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