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媒體報道，島內“國史館”修改借閱規則，從8月1日起拒絕大陸、香港、澳門的學者調閱館藏，臺灣《聯合報》今日發表社論指出，無論是否高層授意，此舉皆將政治排他氛圍帶入學術，不僅影響兩岸三地學術文化交流，也將損及對臺灣友好的大陸及港澳人民對臺灣的觀感。學術背景深厚的“國史館長”吳密察，竟不顧學術開放自由的原則，反成了推動“兩國論”的政治先鋒，何其悲哀！

　　社論摘編如下：

　　臺灣“國史館長”吳密察上任兩個月，即擅自頒布新規定，限制大陸及港澳學者調閱館藏檔案。無獨有偶，具官方色彩的“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”自八月起也祭出新的獎助辦法，將港澳學者排除在外。這些舉動，無論是否高層授意，皆將政治排他氛圍帶入學術，不僅影響兩岸三地學術文化交流，也將損及對臺灣友好的大陸及港澳人民對臺灣的觀感。

　　“蔣經國基金會”獎助排除港澳學者的理由是：港澳漢學研究環境完善，因此將獎助提供給更迫切需要的新興漢學地區。此一邏輯讓人困惑：港澳漢學研究環境今日方稱完善，正因如此，學者才會有更多資源的需求，研究才能更上層樓；何況新生代學者正不斷出線，臺灣為何要硬生生斬斷？

　　“國史館”排除大陸及港澳學者，政治斧鑿即更清晰可見。色彩鮮明的吳密察上任后，隨即于7月底公告《國史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應用要點》，表面上宣稱新辦法是與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對齊文字，事實上是刻意排除大陸及港澳人民閱讀檔案。“平等互惠”固說得好聽，但試想，如何教大陸及港澳學者以“外國人”身份申請？

　　吳密察出身學界，僅當上兩個月官員，即如此鳥肚雞腸地想方設法阻止其他學者研究，豈不可議？曲解法律不說，還將“國史”檔案視為自己轄下財產，刻意打壓其他地區之學者，以迎合綠營主政的氛圍。也難怪，此舉遭外界解讀為“置入行銷兩國論”的政治謀略。一個學術背景深厚的“國史館長”，竟不顧學術開放自由的原則，反成了推動“兩國論”的政治先鋒，何其悲哀！

　　進一步看，縱要把大陸及港澳人民比照“外國人”看待，“國史館”也顯然曲解了“平等互惠”的真義。對于不涉主權爭議的學術文化交流，一方先釋出好意，進而帶動對方跟進，這才是積極的平等互惠。相對的，以對方未同步施惠而突然設限，形同是相互毀滅的“互不惠”，又如何促進實質交流？

　　事實上，兩岸學術交流這些年來密切且頻繁，臺灣學者赴大陸各檔案館閱覽史料，罕聞遭到阻擋情事。以吳密察指稱愿與南京“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”進行“機關與機關”檔案交換閱覽為例，不客氣地說，這根本是欺騙局外人的話術。

　　多年來，臺灣研究者經常利用北京一檔館、南京二檔館及上海、重慶、成都等市檔案館史料，進行史學研究；兩岸在這方面雖未訂定“平等互惠條約”，卻一直根據彼此的善意默契而行實質互惠。蔡當局可知道，早在20多年前，臺灣法制史學者黃源盛編纂的大理院（“最高法院”前身）民、刑事判例輯存部分資料，主要即來自南京二檔館鎮館之寶的大理院檔案？

　　可悲的是，蔡當局上臺后，兩岸官方關系已形同冰凍；而“國史館”卻在學術領域再補一刀，禁止對岸學者閱覽，將對立擴散到民間學術領域。這豈是明智之舉？如今，卻又虛意倡言要兩岸官方平等互惠交換檔案，簡直是蔚為奇觀。

　　我們認為，蔡當局絕不應該忽略兩岸民間關系的經營，不能視一般大陸民眾的友善如無物。以里約奧運為例，臺灣有許多運動員曾在大陸接受訓練；以學術研究來說，正因為“國史館”擁有大量的國民政府檔案，更有必要向有興趣的陸港澳學者開放，讓他們根據正確的史料作出客觀的研究。

　　“國史館”限制陸港澳學者閱覽、“蔣經國基金會”獎助排除港澳學者，說明兩岸關系的對立正從政治、經濟擴散到學術交流。而學術、歷史研究的開放與自由原則受到傷害，莫此為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