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美貿易創(chuàng)意圖 制圖：陳錫文

　　本周，美中兩國相繼公布對對方160億美元產品加征25%關稅的清單，并決定自8月23日起實施。至此，由美方挑起、中方不得不反制的首輪相互對500億美元產品加征關稅的貿易戰(zhàn)，最終坐實。

　　美國這次針對中國的關稅政策，表面上是為了解決美中“不公平的貿易”，是出于美國內政治考慮，但其長期的深層次戰(zhàn)略目的也顯露無疑，這就是：美國必須對快速崛起的競爭對手打壓遏制，以繼續(xù)維護美元霸權、主導多邊規(guī)則、獲取最大經濟利益。

　　美國建國只有二百多年，但從歷史看，它對競爭對手的遏制可以說是駕輕就熟。上世紀，美國曾有過兩次被對手趕超的焦慮。一次是蘇聯的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%，美國對蘇聯加大遏制，同時蘇聯也犯了致命錯誤，導致最終解體。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%，引起美國警覺，逼迫日本簽署“廣場協議”、日元升值。加上日本政府誤判形勢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，造成大量資金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，當泡沫破裂后，日本陷入“失去的二十年”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對美國來說，GDP的60%是一道紅線，誰要是越過這道紅線，美國就會毫不留情地痛下殺手，這與挑戰(zhàn)者的意識形態(tài)、政治制度或是否韜光養(yǎng)晦無關。

　　那么，美國到底使用哪些手段來打壓競爭對手？日美貿易戰(zhàn)顯然是面鏡子。二戰(zhàn)后，日本發(fā)展外向型經濟。1965年日美兩國貿易首次出現日本順差，至1994年順差已達650億美元，占美國總貿易逆差43.16%。日本經濟體量也持續(xù)增長，1972年日本GDP排名世界第二，1992年達到美國GDP的60%，1995年達到美國GDP的71.1%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日本紡織品、鋼鐵、家電、汽車、電信和半導體行業(yè)先后被卷入日美貿易戰(zhàn)中，美國對日貿易制裁目標伴隨日本產業(yè)結構調整依次升級，特別是針對日本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汽車行業(yè)和半導體行業(yè)。截至1989年，美國貿易代表對日本共啟動了24例“301調查”，大多集中在這兩個行業(yè)。為與美國“握手言和”，日本被迫采取了支付和解金、在美投資建廠、自主限制出口并增加進口、縮減過剩產能等應對措施。

　　然而，貿易戰(zhàn)并未削弱日本產業(yè)競爭力。于是，美國在貿易逆差持續(xù)擴大的背景下，又設法繼續(xù)削弱日本競爭實力。1985年，在美國授意下，五大國簽署《廣場協議》，日元開始大幅升值，至1988年，日本對美順差收窄。但兩年后，日本順差再次擴大。由于美國沒有解決國際生產分工、自身產業(yè)劣勢、儲蓄率低等根本性問題，美日貿易不平衡的趨勢難以逆轉。

　　2014年，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重首次超過60%，跨越了美國能容忍的限度。在美國看來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潛力遠大于以前的競爭對手，很可能在可預見的將來超過美國。在這一背景下，美國對中國進行壓制是必然的事。2017年8月，美國正式啟動對中國的“301調查”，并在發(fā)表的幾份報告中給中國貼上競爭對手等標簽，對華壓制可謂變本加厲，步步緊逼。

　　但是，今日的中國不是當時的日本。

　　首先，中國有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以及基于“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”原則的“一帶一路”等新型合作平臺，而當年日本嚴重依賴出口，尤其依賴美歐市場。今年前7個月，中國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和地區(qū)貿易總值達到4.57萬億元，占外貿總值27.3%，超過同期中美貿易總值2.28萬億元，且增長率達11.3%。

　　其次，中國有穩(wěn)定的政治制度和長期發(fā)展戰(zhàn)略，而日本當時缺乏穩(wěn)定的政治環(huán)境和一以貫之的經濟政策。僅1989至2000年間，日本就經歷4個政黨執(zhí)政，內閣換了9屆、7任首相，黨派之爭和部門之爭極大影響了日本政府對形勢的判斷和政策的執(zhí)行。

　　第三，中國擁有全球規(guī)模最大、門類最齊全的工業(yè)體系，已成為全球產業(yè)鏈和供應鏈的關鍵節(jié)點，參與全球價值鏈程度之深，將使美國關稅“大棒”政策對美自身影響遠超以往。以美國蘋果公司為例，其200家供應商中約有31.5%來自中國；美國電視機裝配廠家基礎電子產品公司就因為無法承受貿易戰(zhàn)以來從中國進口零部件的高昂價格，宣布被迫裁員126人，并即將關閉其位于南卡州的工廠。

　　中日兩國同在迅速崛起的過程中被美國壓制，且時間節(jié)點和被遏制的手段類似，但兩國命運將截然不同。中國的發(fā)展根基不會被撼動，只要正確認識形勢，清醒把握大勢，辦好自己的事，中國這艘經濟大船，必將沖破各種險阻，繼續(xù)前行。（國際銳評評論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