無論是現實上演的悲劇，還是各類調查所呈現出的鄉村底層少年與留守兒童的“原生態”，留守的話題正在被越來越多地提及。

　　14歲又298天的王寧攀(化名)，死在了工廠幾百米外的出租屋床上。被同事叫做小攀的他，同母親一起在廣東佛山的這家內衣廠打工，因身份登記信息顯示未滿16歲，王寧攀被打上“童工”的標簽，他的死，也難免讓人對其工作環境和強度有所猜測。在湖南，有不少像王寧攀一樣未成年即輟學出來打工的孩子。(《新京報》5月9日)

　　一個不到15歲的童工猝死在出租屋床上。無論如何，都是突破一般人生活經驗而又讓人心酸的悲劇。更應該正視的：這類悲劇還不僅僅是個體性和偶發性的。記者通過探訪王寧攀家鄉發現，這類從學校輟學而提前“混社會”的“童工”并非少數。去年有媒體報道，國家社科基金的一個課題組深入西部一個偏遠村落，微觀揭秘了鄉村底層孩子們所不為外知的日常“江湖”。而這個“江湖”與此次記者調查發現的，鄉村底層留守兒童沉迷于網游、表現出強烈的厭學情緒，多有相似之處。由此可見，王寧攀的個案雖屬極端，但其背后對應的留守問題卻真實而普遍。

　　在記者探訪的王寧攀家鄉的兒童生活狀況中，迷戀網游和被留守，是當地學生過早輟學、普遍厭學的兩大主因。其實在某種程度上，鄉村學生迷戀網游可能與被留守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內在聯系。在上述田野調查中，調查者發現，一些留守學生由于缺乏心理上的安全感，往往會通過拉幫結派來結成共同體。當地網吧管理松弛，大開方便之門，說留守兒童從網游中尋求一種虛幻的安全感或并不算虛言。從網吧對未成年人的照常開放，到對學生出入網吧只剩老師與他們徒勞地“打游擊”的現象，不得不讓人追問：那些要求建立的對留守兒童的公共干預機制，到底在哪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