債務風險背后的中國式投資沖動

　　中國靠舊模式實現經濟高增長已經不可持續(xù)，弱化政府投資傾向，防范債務風險，必須從擺脫對投資的過度依賴開始。

　　無論人們愿不愿意面對，全球正在進入“還債期”，發(fā)達國家要還“高福利債”，中國等新興發(fā)展中國家要還“高投資債”，因為“高福利”和“高投資”都會加劇一國的債務風險。

　　美國次貸危機、歐洲債務危機給我們最大的警訓就是高杠桿率所引發(fā)的信用危機與金融風險。金融危機以來，中國宏觀經濟呈現出一輪加杠桿趨勢。

　　研究顯示，中國全社會杠桿率相比2000年上升了40個百分點，這里投資加杠桿是推升全社會杠桿率和債務風險的主要原因。當過剩的生產能力在國內市場找不到實際有效需求就會促使企業(yè)加大出口，形成出口導向和資本密集導向的產業(yè)結構，經濟增長凸顯粗放型特征。因此，高投資是中國經濟高投入、高消耗、高增長、低效益的“庫茲尼茨增長”的內在根源。

　　然而，高投資不僅造成投資消費失衡，加劇產能過剩，也不可避免地與高風險相伴，“投資-債務-信貸”正在形成一個相互加強的風險循環(huán)。近兩年投資迅速增長，資金來源主要來自銀行信貸，導致銀行貸款規(guī)模急劇擴張，帶來銀行資本充足率和資產質量下降等一系列問題，同時銀行體系的貨幣創(chuàng)造功能衍生的巨額流動性，也成為滋生房地產資產價格膨脹、通貨膨脹和債務膨脹的誘因。

　　更令人擔憂的是，在“穩(wěn)增長”政策指引下，一時間地方政府通過表外貸款、企業(yè)債券、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“加杠桿”的態(tài)勢再度卷土重來。地方融資平臺從2008年的2000個左右，上升至目前的1萬個左右，擴張速度驚人，或使債務風險加大。未來一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一個臺階，政府償債能力不足以及債務隱患就會逐步顯現出來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過度投資也讓企業(yè)債務風險開始逐步顯露。截至9月末，規(guī)模以上工業(yè)企業(yè)應收賬款81595億元，同比增長16.5%，應收賬款回收和資金回籠困難，許多企業(yè)不得不通過增加負債來彌補資金缺口，這又使得企業(yè)債務率出現進一步上升。

　　根據GK Dragonomics數據統(tǒng)計，中國企業(yè)債務從去年占GDP的108%上升至2012年的122%，創(chuàng)出近15年新高。問題在于，國有企業(yè)大部分上馬的都是“大項目”、“大工程”，投資回報的周期相對較長，而銀行信貸的期限較短，存在期限不匹配的問題，近兩年快速增長的信貸，未來很快迎來償債的高峰，部分高負債的企業(yè)可能面臨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的風險。

　　控制不了政府投資擴張和項目投資沖動，就很難控制銀行信貸。目前，包括高速公路、高鐵等在內的在建投資項目計劃總投資高達50多萬億元，投資的粗放擴張必然導致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膨脹，高速增長的投資貸款，各地方融資平臺沉淀的巨額債務，以及通過銀信合作流向“表外”的信貸，都可能潛藏較大的不良資產風險。

　　中國靠舊模式實現經濟高增長已經不可持續(xù)，弱化政府投資傾向，防范債務風險，必須從擺脫對投資的過度依賴開始。（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）